转自微信公众号“我是杨斌”
本网编者注：杨斌，女，原为检察官，现为职业律师。本文中所说的“前奇葩拍档”是她作为检察官时的同事。
（一）
昨晚睡觉前，发了一条微博：
“律师持律师证免受搜查、安检、存包，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内最起码的尊重，跑了很多个检法，基本都能做到，唯独我的老东家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却要求律师存包，安检，上次已经提出了抗议并坚决拒绝，且看明天如何。”
之所以发出这条微博，是因为我已经预料到，我和我的老东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恶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安检。
而是因为一宗15年前的案子，一个烂尾的冤案。
（二）
市检对律师进行安检的陋习，由来已久，不过几乎所有的律师都忍气吞声，因为，律师最高的成本就是时间，没有哪个律师付得起这个成本，尤其是当身负当事人委托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隐忍和妥协。
我也一样。
因此，早上，去检察院的路上，我想好了：这事既然我遇到了，就不能视而不见，但还是要讲究斗争的智慧和艺术，先把正事办了，把申诉递交了，安检这事，再慢慢来，总之，责无旁贷。
所以，当门外的保安面对我的抗议，和我说：“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律师呢，你到了我这里，就要听我管”时，我没再坚持。
刚进门口，里面又一个保安，早早打开了门边的储物箱，我说：“你们这里为什么强制律师存包？”
她笑着说，不是强制，这是规定。
（三）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务大厅，我对这里并不陌生。
进门的右手边有个小房间，“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心”，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检察官生涯的最后一段岁月。
准确来说，是一年零三个月十八天。
说实话，当初在这里接待各种申请人，每天出几十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证明”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我走出体制后的第一场官司，就是和类似的所谓“无犯罪记录”死磕。
不过，我从没难为过我的申请人，想人所想，急人所急，绝对是一个好检察官。
常有申请人半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活雷锋啊？！
其实我啥都没干，我就是不忍心让人家跑两趟，不忍心看着人家为这张破纸到处奔波求爷爷拜奶奶，不忍心把人推出门，我就是喜欢现场出结果，而不是拖到三天后，另外，还有个自私的小九九：迟早都要做的事，迟做不如早做，事情干完了，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的了，想干嘛就干嘛，想想都爽！
出发点一点都不高尚，而且，啥也没多干，但你看，他们就是给我这么高的评价。中国人，很容易满足的。
记得有一次，几位申请人结伴过来，得到我“可以办并且现场出结果”的答复后，几个人在那里议论纷纷：“不愧是市检”、“市一级的就是素质不一样”。
我心里笑：你们是没遇到我的奇葩拍档吧。
（四）
我的奇葩拍档，长着一张笑眯眯的大圆脸，院里上下，没和他真正打过交道的，估计都被这张笑脸感动过。
据说后来会变成这样：凡和他共过事的同事，基本上都会直接崩溃，哪怕是那些当初被他拍马屁拍得很舒服的领导。
不干活，偶尔干也是干得极烂无比，但丝毫不妨碍年终工作总结时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自评从来“优秀”，要待遇要级别要各种荣誉，张得了嘴伸得了手厚得起脸皮。
我最佩服他的满脸真诚：他确实就是那么真诚地认为他就是水平高贡献大理应得到所有的一切，毫无愧色。
他说他从驻港部队转业时，本来是有机会到省委组织部的，结果运气不好到了市检。
市检政治部干部处培训中心，好地方吧？至少，把好用的干部拉来用，把不好用的踢出去，这点便利还是有的。
但据说，干部处就是没有办法把他踢出去。
最后是：升级立功考核优秀各种好处拿尽，干部处像供老神主一样供着他，终于让他心满意足地调到了这个新成立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心”
（五）
奇葩拍档兴高采烈地来报到了，他以为这份工作不用脑，很轻松，而且，万一这个中心独立编制了呢？那不有机会做个主任啥的？
也许老大最初设这个部门，也有这个尝试，不过，干了一段时间，我和老大老老实实汇报说，我认为没有独立设置“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心”的价值和必要，它就是预防处下属的一个工作窗口而已，虽然全国范围内有部分检察院设置了独立编制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心”，但只是极少数。
没讲出的心里话是：对于这个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我根本表示怀疑。
奇葩拍档和我提过几次：“杨斌，我们应该和院里打个报告，查询中心不独立，这工作怎么干啊？”
哈哈。
（六）
奇葩拍档干了没几天，就说自己“上当了！”
首先，这份工作就算不用脑，也要用心，因为极易出错。我发现奇葩拍档来了之后，需要返工的错件特别多，不是把人家名字打错，就是漏字，要不就是张冠李戴之类的。
忍无可忍一段时间后，我和奇葩拍档约定：谁出的件，谁负责，自己擦屁股。
其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工作可以不用脑吗？如果有，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脑而已。
因为，就算是端个盘子，也有赚的小费高低之分啊。
（七）
据检务大厅的保安描述，奇葩拍档值班时的景象常常是这样的：四点已过，院里的广播体操都播完了，门口来取件的申请人已经排起了长队，奇葩拍档才端着个大茶杯慢悠悠下来……然后，据说他经常加班加点，都下班了，还有申请人在等着他出结果。
我有些奇怪：来取结果的，都是至少三天前递交的申请材料，照理，核实一下身份，就可以拿结果走了哈，为什么还要排队？
后来无意中发现：敢情奇葩拍档收了人家的材料就晾在一边，然后，人家来取结果时，才现场做。
又发现：这厮平时不干活，就等着人家来求他……
发这条微信时，没留意奇葩拍档也在我的朋友圈里，第二天上班，他和我说，你怎么这样说呢！你说话要有证据！
我说：当然有！
从此我和奇葩拍档彻底闹翻了。
翻脸就翻脸！
（八）
奇葩拍档唯一一次工作主动，是这样的：
有一天轮到我值班，奇葩拍档出的一份查询结果又出错了，我把他叫下来改，这时，一位申请人遗漏了身份证在桌子上，奇葩拍档两眼放光：“哇美女耶”，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抢过身份证放进了自己的裤兜，又抄下了申请人的电话，说“我来联系她”。
我当时就有点奇怪：马上打电话叫人家回来取，不是很简单吗？而且，当天是我值班，照道理，这活该我干啊，这么积极干嘛？
（九）
知道奇葩拍档被抓，是我辞职一年之后。
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老天还是有眼的，第二感觉是：那个遗漏身份证的姑娘，没有被他祸害吧？
（十）
奇葩拍档的案子进展如何，判了没有，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很自觉地维护这座大楼的高大形象。
这就是体制：越是丑闻，越是伤疤，越要遮着盖着。你不能评论这里的缺点，否则会有一批乡愿批评你吃里扒外；对于恶，装鸵鸟是最安全的姿势，但倘若有人胆敢做点实事说点真话，立马会成为众矢之的。道德苛求与自私自保使得人人只能作恶，或者成为沉默的帮凶，因为没有人有资格行善。
我常想，体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一片混混沌沌的中庸背后，有着怎样可怕的东西：有毒的文化，令人窒息的氛围，恶人的嚣张，小人的作怪，老实人的沉默，各种乡愿们的既为虎作伥，又自作自受。
（十一）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体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也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奇葩拍档，都是这座大楼想踢出去的人。
我嘛，按照早年一位老领导的说法，“工作和学习都很自觉，从来不用别人问，自己主动做到最好，交给她办的案子绝对放心，不会出任何问题，就是……”
……不听话。
至于奇葩拍档，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偶然的刑事案件，他一定如以往一样，在体制内如鱼得水顺风顺水，想要的都能得到。
没有人会撕开情面和他翻脸，甚至，面对他的厚颜无耻，大家会赞美他，体制要哄着他。
他有背景吗？没有，至少，从来没听说过。
（十二）
很显然，像奇葩拍档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出去，他滋润着呢，倒是我，自己把自己踢出去了。促使我下定决心离开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奇葩拍档。
有时候，我会想，命运让我遇上这么个奇葩拍档，是为了测试我的耐受力和容忍限度的吧？
这种人的存在，让我对体制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
（十三）
很久以来，我不愿意回忆那段职业生涯，直到这个上午，我坐在那儿，它再一次刺痛了我。
接下来，我会遭遇什么呢，请看下一篇：递不进去的申诉材料。
另外，此文如果伤害了某些乡愿们对组织的朴素感情，请直接将我拉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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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 2017-9-11
下期待续：
《递不进去的申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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