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在连云港开庭，邀请我去学习参观。貌似一个很普通的官员贪腐案件，连云港市府副秘书长，被指控受贿几百万，在动辄几亿的认罪高官面前，毫不起眼。但与众不同的是，杜不认罪，认为是被纪委和检察院联合办的冤案。一个不肯认罪的官员，很罕见，多见的是认罪不上诉的。我原来办的江西萍乡政协副主席贺维林，就是认为自己无罪，一审判了五年半，一年多过去了，到现在二审还没开庭。据说认罪了会轻判，不认罪会重判，当事人都很清楚，但很多当事人要的是，清白的名声，宁可多坐几年牢。
一早起来，赶到连云港中院，法庭开庭，庭审现场很多空位，但，还是严格控制旁听者，很多人不能进去现场听，只能听视频转播，当然，你也可以说，比没有视频转播，还是要好很多。上午我凭旁听者和身份证听了二个小时，下午不行了，旁听证和名字必须一致，重新申请也不行，法警说找领导，领导电话也不肯说，只能作罢，看到另外一个旁听者发了一条微博，诉说此事过了一会儿。法警汇报完过来说，可以上法庭现场旁听，去了一些人，还有一些人依旧在视频旁听，盖视频旁听就是在法院的接待大厅，可以看手机，走动，现场不自由，不能看手机。可以说，庭审总体比较透明。
杜宇平，看上去五十多，双鬓斑白，浓眉大眼，颧骨较高，身材消瘦，一脸精干之色。我进去旁听的时候，正好遇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排非程序，其实和工厂排废是一样的，就是涉嫌刑讯逼供的证据，一律排除在法庭可采证据之外。这是康师傅年代就制定的，但一直没有很多实质性的进展。看完本文，你就知道，制定法律到实施法律，实在不容易。法律必须有合适的机构来实施，机构之间必须独立，互相制衡，而不能一家独大。
由于是纪委办的案子，检察院照惯例，是提前介入，检方的说法叫，初查。就是检察人员到纪委办案点去先做笔录，周泽认为，这是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这时候，视频转播大厅的法警过来，说，在这里不要写东西，要写东西到茶座去写啊），我于是到大厅外面的垃圾桶上继续写。
初查阶段很大的问题是，纪委限制了人身自由，有的情况下（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嫌疑人都会被不让睡觉很长时间，按照杜宇平的说法，纪委是四班制，早上六七点钟一班，到中午12点左右，中午12点左右，到下午六七点，下午六七点到晚上12点，晚上12点，到早上六七点。他在里面80天，几乎每天睡觉时间很少，就2-3个小时，我不知道，这2-3个小时，是在上面四个班次中，哪个时间。
检方为了证明自己取证合法，证明杜宇平说自己因被强制站立许多天，从而脚肿，播放检察院法警将杜宇平，从纪委办案点（多数叫清风苑），送到看守所的录像。证明什么呢？因为杜宇平说自己被纪委刑讯逼供，而检察院和纪委是联合办案的，纪委负责刑讯，检察院负责做笔录。因此，检察院说，我们没有刑讯逼供杜，杜说，你们是一伙的。检察院的录像，主要证明是你自己走出去的，而之前杜宇平说，是法警扶着出去的。不过，录像中，到了车上，杜宇平揉着眼睛说，这是我三个月第一次见到阳光。在录像中，看到了纪委办案点房子，窗户很高，挂着窗帘，杜宇平说，三个月不见阳光，（庭审中也说80天），应该是属实的。庭审中，杜说，纪委的人跟他说，这四班倒三个月的杀伤力，相当于看守所2年，监狱3年。我觉得实际上的杀伤力是超过的，因为，单独关押，联合国公约规定是酷刑。不让睡觉，更是没有瘢痕的酷刑，很少有人受得了。现在刑诉法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就是6个月可以单独关押，非常可怕，但已经合法化，所以，合法的，不一定是善的。有的法律人，坚持恶法也是法，我觉得，要是自己遭遇到这种恶法，恐怕会改变主意的。
庭审中，印象最深的是，杜看完这几段录像说，第一段录像从纪委办案点出来，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情， 因为，他吸了一口气，因为我终于从地狱里出来了。我看旁听的人，都有点动容。杜说，第二段从检察院做完笔录的录像，是最轻松的时候，因为，办案人员说，只要认罪态度好，就是三年以下，缓刑，可以回家了，所以，你们看到我很开心。当然，现在检察院的指控是十年以上，从关押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后来检察院又播放了一段中纪委的认罪视频，杜宇平说，这段视频是要求录制的标准视频，为了让他录制好这个视频，纪委的人还找来五篇范文，都是官员忏悔文件中的范文，供他参考，说，你看，市委书记／纪委书记／检察长，你都认识，把忏悔录像拍好了，忏悔书写好了，领导一高兴，就是三年以下／缓刑。他就认真写，纪委的组长帮他修改了好几稿，你看录像里我座位后面扔的纸团。
忏悔录像中，杜说话前先鞠躬，录完再鞠躬，周泽问他为什么要鞠躬，杜宇平说，要这样做的。估计也是标准动作。据旁听群众说，这个录像中纪委的反腐大会上播放过。杜这个级别，没法上央视。杜在法庭上说，“”组长”说了，只要在录像里流泪，就能三年以下……。
排非程序，法律规定，律师或被告人提供线索，时间／地点／人物，实施刑讯逼供，然后，检察院针对性地提供录像，证人，体检记录，如果是正常案件，被告人说，X月X日，谁打我，不让我睡觉，检察院只需要提供当天录像，证明没人打他，给他睡觉的录像，非法证据排除检方的举证责任就完成了。但问题是，纪委办案，检察院接受的案件。一般流程是，纪委把人用各种手段把人压服了，然后通知检察院初查，检察院就到纪委办案点去做笔录，最后，双方都谈好了，纪委的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必须让被告人不翻供，按照纪委时期的初查笔录来说，到检察院录一个像，做一份笔录，被告人照说的，就去看守所，被告人不老实的，就送回纪委，基本上，谁也不肯回去，宁可照纪委阶段初查笔录说。
因此，排非程序，一般被告人说，在纪委阶段被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检察院除了拿出纪委阶段的全部录像，否则，无法针对性地说明没有刑讯，因此，从法条上来说，无法针对性地完成举证义务。当然，一般实践中，检察院和法院，都会怕提纪委，正如杜宇平的案件中，法庭对提到纪委的刑讯，都比较紧张，有时会打断被告人或者辩护人的发言。完全可以理解，纪委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检察／法院。所以，一般法院会说，纪委阶段不是刑事程序阶段，所以，法庭不审查。但这里会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被告人说被纪委刑讯，同时检察院配合做笔录，AB角，不能查纪委阶段，那么，排非程序，就毫无意义，我经常在法庭上问的问题是，法院／检察院是不是执行法律的，如果是，那么纪委是不是在法律之下？如果检察院／公安刑讯逼供，必须进行调查，纪委涉嫌刑讯逼供，就不能调查，这肯定不符合法律。这当然是体制问题，检察院天然存在举证不能的劣势，法院也知道这种情况，因此，纪委办案的案件，基本上不会认定刑讯逼供，因此检方往往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刑讯逼供，被告人往往也配合地说，是的，是纪委帮你们干的。我这时往往会认为，被告人说错了，检察院是帮纪委打工的。因为，纪委老是叫检察院反贪的人来干活，（类似外包），但毕竟不是一个公司的，配合总归不是特别默契，时间久了，纪委认为，不如整合成一个公司，因此，监察委改革横空出世，检察院反贪局并入纪委监察委，以后检察院也不用初查了，侦查权并到纪委监察委了，当然，这时我的个人观点，很可能是错误的。不知道，以后监察委侦查期间，排非程序被告人说，监察委涉嫌刑讯，不知道，监察委能否直接提供录像？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因为，纪委和检察院的同学说，反腐案件难度大，不这么整不行啊。我不知道，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如何不靠这手段也能反腐的？廉政公署，从一进入就录像，三个录像，可以提交给律师一份，似乎反腐也挺好？反腐的前提是根源上要权力制衡，否则，围着粪堆打XX，很难，我以前写的反腐的朱元璋难题，依旧没法解决。
而且，历史上的反腐，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树倒猢狲散，那个人朝廷失势，连根拔起，下面的没问题也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朋党没倒掉，下面最腐败的官员也没事，因为背靠大树好乘凉。如果要整风，那么倒霉的就是没大树可依靠的，散兵游勇。以前湖北黄梅县地震局局长钱国良，对自己老婆说，反腐再怎么反，也不会到我这清水衙门，我这个不出门应酬的人这里，结果，他被双规，变植物人，最后死了。我们后来被家属解聘了，不知道最后是否有人被追究责任。
不知道杜宇平案件如何案发，也不知道实体如何。庭审过程中，周泽在庭审上说，本案出现了，证人因为律师取证之后，改变了证言，结果证人又被抓进去，有的在检察院被关押十几天，有的在公安局被关，检察院居然还找辩护律师做询问笔录，结果，当地律师怕被抓，就解除委托了。后来，请了南京的律师，南京的律师在开庭前一天，也不敢来了，不知道是否也怕被抓。因为，庭审上，检察院说（南京）律师取证时，对证人说，“杜宇平翻了，你也翻吧，两人就都没事了”。这就是诱供。律师涉嫌诱供，是会被抓的，这次旁听的詹燕律师，她父亲詹肇成律师，因为取证，被成都市公安局以涉嫌妨害作证罪，被关押已经快 一年半了。
貌似纪委在法庭之外，检法在纪委之下，而律师，有的临阵不上了，有的选择死磕了。认怂或死磕，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 。
面对困境，何去何从，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一条十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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