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中国民间思想家和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前中国民联主席、《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维权律师——我们时代的英雄
维权律师群体的崛起，是近些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律师绝迹。考其原因，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那时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都须站稳阶级立场，怎么还允许你为坏人、为阶级敌人作辩护？另 一个原因是社会结构方面的。毛时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单位所有制，每个人都被纳入这一个或那一个特定的单位，单位包办你的一切，个人无从脱离单位，所有的单位 都直接归属于政府。那时侯发生了什么矛盾或纠纷，不论是同一单位内部或不同单位的张三与李四，群众与领导，这位领导与那位领导，解决办法统统是找组织，找 领导。这一层领导不好解决则上交到上一层领导。那时侯连法院都形同虚设，律师更是无用武之地无立足之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原有的 单位所有制解体。个人可以脱离单位，单位也不再包办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什么矛盾和纠纷，“找组织”就不大管用了，法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于是乎， 律师也就派上用场了。
伴随着律师这一行业的重新兴旺，维权律师也应运而生。最早的维权律师主要是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其他类型的民间维权活动大多还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 维权律师的出现，对共产党而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在过去，为“反革命”辩护差不多就等于是“反革命”，可是在如今，既然共产党也承认了“反 革命”有权请律师，而律师的工作或角色正是为“反革命”辩护，那么它该怎样对待这些律师呢？显然，从理论上讲，如今的共产党已经不可能再把为“反革命”辩 护的维权律师也打成“反革命”了。这就是说，如今的共产党，不管在心底里对维权律师何等敌视，但是在表面上却不得不承认维权律师的合法存在。我们知道，维 权律师为政治异议人士辩护的基本立场就是，不问内容，祇问形式；不管别人发表的言论是否“反动”，祇管别人的问题是否祇是言论的问题。因此，维权律师就成 了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阐扬者和捍卫者，而且还是被专制当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人权的阐扬者和捍卫者——你道奇也不奇？
一般人或许以为，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无异于直接反对专制当局，因此，风险一定是最大的。其实未必。原因很简单。自六四之后，在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问题 上，当局早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长期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的张思之律师和莫少平律师都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是赢了的。”这 当然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正象有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律师和政府抗辩是“输得起赢不起的”。越是有赢的可能风险越大。就以太石村案件为例，如果双方 对簿公堂，维权律师把村官和其他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的证据一一陈示，法官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替腐败的官员开脱呢？所以，政府方面祇好防患于未然，先把 你律师抓起来再说，要么就给你律师判个伪证罪。很多维权案件，看上去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也并不是毫无胜算的可能（事实上也确有少数案件获得某种成功），但 祇要被告的一方具有比较深厚的权势背景，他们就会运用各种极端卑鄙的手段对维权者下毒手，从而使得维权者陷入极高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今日中国，律师竟成为一个危险的职业，而维权律师自身却最缺少人权的保障。
但与此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那些依然坚持维权的律师们会成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因为他们站在维权活动的第一线。一方面，他们是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 可归入知识精英；另一方面，他们和社会大众、和所谓弱势群体密切相联，堪称民众的代言人。他们的知识训练，使他们很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他们的深入民 间，使他们很容易获得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例如在台湾，反对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许多是律师出身。这应该不是偶然。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在现阶段，中国的维 权律师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最纯粹的人权工作。所以当局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之镇压，而祇能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迫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日，中国的维权律师 可以存在但又处于高度危险的原因。
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诸多领域倒行逆施，对人权的侵犯变本加厉，维权律师整个群体遭受到严厉的打压。709事件表明，当局力图将整个维权律师推向绝境。面对暴政，维权律师英勇抵抗，不屈不挠，可歌可泣，为我们时代的人权事业写下了壮美的一页。让我们向维权律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律师绝迹。考其原因，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那时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都须站稳阶级立场，怎么还允许你为坏人、为阶级敌人作辩护？另 一个原因是社会结构方面的。毛时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单位所有制，每个人都被纳入这一个或那一个特定的单位，单位包办你的一切，个人无从脱离单位，所有的单位 都直接归属于政府。那时侯发生了什么矛盾或纠纷，不论是同一单位内部或不同单位的张三与李四，群众与领导，这位领导与那位领导，解决办法统统是找组织，找 领导。这一层领导不好解决则上交到上一层领导。那时侯连法院都形同虚设，律师更是无用武之地无立足之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原有的 单位所有制解体。个人可以脱离单位，单位也不再包办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什么矛盾和纠纷，“找组织”就不大管用了，法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于是乎， 律师也就派上用场了。
伴随着律师这一行业的重新兴旺，维权律师也应运而生。最早的维权律师主要是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其他类型的民间维权活动大多还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 维权律师的出现，对共产党而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在过去，为“反革命”辩护差不多就等于是“反革命”，可是在如今，既然共产党也承认了“反 革命”有权请律师，而律师的工作或角色正是为“反革命”辩护，那么它该怎样对待这些律师呢？显然，从理论上讲，如今的共产党已经不可能再把为“反革命”辩 护的维权律师也打成“反革命”了。这就是说，如今的共产党，不管在心底里对维权律师何等敌视，但是在表面上却不得不承认维权律师的合法存在。我们知道，维 权律师为政治异议人士辩护的基本立场就是，不问内容，祇问形式；不管别人发表的言论是否“反动”，祇管别人的问题是否祇是言论的问题。因此，维权律师就成 了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阐扬者和捍卫者，而且还是被专制当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人权的阐扬者和捍卫者——你道奇也不奇？
一般人或许以为，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无异于直接反对专制当局，因此，风险一定是最大的。其实未必。原因很简单。自六四之后，在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问题 上，当局早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长期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的张思之律师和莫少平律师都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是赢了的。”这 当然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正象有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律师和政府抗辩是“输得起赢不起的”。越是有赢的可能风险越大。就以太石村案件为例，如果双方 对簿公堂，维权律师把村官和其他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的证据一一陈示，法官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替腐败的官员开脱呢？所以，政府方面祇好防患于未然，先把 你律师抓起来再说，要么就给你律师判个伪证罪。很多维权案件，看上去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也并不是毫无胜算的可能（事实上也确有少数案件获得某种成功），但 祇要被告的一方具有比较深厚的权势背景，他们就会运用各种极端卑鄙的手段对维权者下毒手，从而使得维权者陷入极高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今日中国，律师竟成为一个危险的职业，而维权律师自身却最缺少人权的保障。
但与此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那些依然坚持维权的律师们会成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因为他们站在维权活动的第一线。一方面，他们是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 可归入知识精英；另一方面，他们和社会大众、和所谓弱势群体密切相联，堪称民众的代言人。他们的知识训练，使他们很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他们的深入民 间，使他们很容易获得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例如在台湾，反对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许多是律师出身。这应该不是偶然。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在现阶段，中国的维 权律师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最纯粹的人权工作。所以当局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之镇压，而祇能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迫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日，中国的维权律师 可以存在但又处于高度危险的原因。
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诸多领域倒行逆施，对人权的侵犯变本加厉，维权律师整个群体遭受到严厉的打压。709事件表明，当局力图将整个维权律师推向绝境。面对暴政，维权律师英勇抵抗，不屈不挠，可歌可泣，为我们时代的人权事业写下了壮美的一页。让我们向维权律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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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吉（中国政法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89年学生对话团团长、纽约执业律师）：人权后盾，法律先锋。向中国709维权律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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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硕士、美国天普大学政治学博士）：四十年前，中国从疯狂回复到理性，所以需要人才并恢复了高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学理工科的工程师有了价值。后来又提出了建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学院吃香、工商管理硕士有了用武之地。再后来，又提出了法制建设和建立法治国家，法学院又火爆起来，律师职业成了热门。但中国共产党从未真心提出过建立民选民主政治，所以，政治学系从未时髦过。试图推行民主政治的人士直接就进了监狱。正是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保障，中国社会、经济、法制和政治的倒退只在四年间就几乎冲向四十年前的原点:
刘晓波、王秉章、郭飞雄、许志永等的牢狱之灾宣示中国无民主，709律师大逮捕预示着法制的全面崩溃。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发财的商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翻身的工程师不应该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吗?在709律师大逮捕两年之际，难道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理由担忧， 我们最终又会回到没有理智的疯狂时代吗?所以，不让709律师被黑暗吞噬，就是不让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重归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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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进（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主席、1989年民主运动中工人自治联合国创始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威斯康辛法学博士、纽约执业律师）：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的关键是法治建设。法治建设需要一些法律人去推动。中国维权运动中的律师群体就是这样一批法律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如同所有伟大的历史创造性成就一样，推动运动者会付出惨重代价，这项事业的伟大意义和荣誉是由这些代价造就的。709律师受害就是这样的代价。作为曾在中国为法治奋斗过、并且今天还在美国为中国进步的律师，我向709律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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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资深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709律师群体是伟大的群体，因为他们推动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的政治转型，他们推动中国转型向着宪政民主方向进行，他们采取制度化的方式实现目标，他们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可以与人类进步史上所有伟大运动的发起者相媲美。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对宪政民主最大威胁，他们的努力不仅承继人类进步文明的精华，而且是为存续和最终实现人类宪政民主的希望而奋斗和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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