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微信公众号“京都律师”
2017年5月4日，“律师是否有向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核实人证的权利”研讨会在位于北京CBD商务区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召开。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张保生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教授，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先生，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满运龙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中教授，最高法院刑五庭原庭长高贵君先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等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律师界、媒体界的近百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与会专家发表了精彩的主题分享。
以下内容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的发言整理。
一、问题的由来
关于律师是否有权向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核实人证的问题，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状况和问题的提出。
最开始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第一，当时律师是在审判阶段才能介入。第二，那时也不能复制卷宗，只能摘抄，要在有限时间内把它抄出来，也不可能全面。由于审判阶段也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律师到看守所都是可以给被告人看摘抄的案卷材料的。后来可以复印卷了，也是抱着卷跟被告人一起核对的，也没有人管，这是历史的状况。
后来，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后，由于审查起诉阶段可以看卷了，就出现了一些案例，由于律师给被告人看卷，有的人被定罪了。
接下来，十几年前，刑诉法修改前，先提出了双方证据开示的问题，为此举办了若干次工作会议，争议的焦点是对等开示还是不对等开示。我是坚决反对对等开示证据的，为什么民事诉讼中叫证据交换而刑事诉讼中叫证据开示？因为交换是对等的，而开示不是对等的。这是因为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不同。在讨论证据开示问题时，我提出来了给嫌疑人、被告人核对证据的问题，证据开示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开庭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如果不给嫌疑人、被告人核对证据，这个目的就达不到了。
但是这个问题始终争论非常激烈，最后由于我们律师方面坚决不同意对等开示，证据开示问题就搁置下来了，一直拖到了刑诉法修改。后来在讨论刑诉法修正案时还是争执不下，干脆就改成了律师可以在审查起诉期间全面阅卷。
而关于嫌疑人、被告人如何了解案卷内容的问题，则作出了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时可以向其核对有关证据的规定。虽仍有争论，但终于还是写进了刑诉法修正案。这一点应该说是一项重大进步。
但是，再后来，在多部委会签《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时候，又曾经改成了列举式的限制性解释，明确地把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排除在核对的内容之外，也就是说核对证据只剩下实物证据和被告人本人的供述。但是，要知道，包括同案犯以及证人证言在内的言辞证据是当前很重要的定罪证据。所以，当时我坚决反对，我说如果达不成一致，只能回到原点，绝不能做出限制解释，也没有这个权力去做这种限制性解释。
在随后的几年中，对于这个问题经历过七上七下的反反复复，我们律师一方继续强烈反对，坚决不同意作出限制性解释。在这个规定最后出台时，终于取消了限制性解释，回归了刑诉法原文。
这个历史背景说明了这个问题争议的激烈程度。当然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议，实践中有些地方限制律师，有些地方不限制，比较混乱。我们为什么开这个会？就是希望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能够讨论出清晰的界限。
二、庭前要给被告人、嫌疑人充分的时间准备质证
到底被告人、嫌疑人有没有阅卷权，我有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嫌疑人和被告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对于这个问题，我做了大量的比较研究。首先，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英国，都明确的规定，嫌疑人、被告人有全面阅卷权。被告人、嫌疑人的阅卷权，由律师来帮他实现。如果没有律师，由公诉机关负责提供案卷。其次，从我们现实情况来看，被告人、嫌疑人有没有质证的权利？
我们立法上明确规定，一切证据都要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那么，如何落实质证权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复杂的案件，阅卷和准备质证，要几个月的时间，少的也要十天八天，要做大量的准备才能有效质证。如果被告人一点准备时间都没有，只是让他当庭去质证，这样质证权无法实现，也无法落实。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为了保证被告人充分行使质证权，在法庭出示证据的时候，可以要求被告人对每一份证据都详细查看，可以一页一页纸地看。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要当庭看还是庭前看？那么多经济犯罪的问题，需要算账，还有公式，人脑不是电脑，说出来不一定算得清楚账，必须得看。但如果这样做起来，开庭时间将会变成马拉松。所以，无论从个人权利来讲，还是从节省庭审时间的需要来讲，这个问题都应该解决，不这样做，庭审要延长多少时间？所以，从质证权和庭审需求来讲，我认为不让嫌疑人、被告人在开庭前了解案卷的内容，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质证权，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律师辩护权不能代替被告人的质证权
关于律师辩护权的来源和基础问题，至今为止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楚，很需要认真研究。其中关于律师辩护权独立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关系还很混乱。现在有一个观点，把律师的辩护权独立性解释为独立于当事人的权利。所以，在法庭上会出现，被告人拒不认罪，律师却以独立行使辩护权为由坚持进行罪轻辩护。而我们坚持的观点是应独立于当事人之外其他权利的干预，而必须忠于当事人。律师辩护是有偿服务，是基于当事人委托而形成的种种权利。如果把律师辩护权独立性与当事人的意志割裂开来，当事人的权利就无法实现。
还有，现在我们的庭前会议就出现了新的动向，很多庭前会成了变相庭审，很多法庭要求在被告人不到场的情况下，由律师来质证，排除一些所谓没有异议的证据，到庭审时就不出示了。对此，我是坚决拒绝的，律师怎么能代替当事人质证呢？
这种观点就是把律师辩护权与当事人的权利给割裂开了，扭曲了律师的职业道德，抽掉了律师制度的根基。
我一直认为，对于审判活动来说，发现真相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司法公正。从证据角度来讲，只要达到法定的证据真实的标准了，就起到了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如果查明真相与维护公正能够做到统一，当然最好。但不能统一的时候，前者只能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否则就会本末倒置。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要正确地认识被告人阅卷权的这个问题，首先还要解决律师辩护权的来源和基础。
四、不能以担心翻供和串供来否定核实人证的权利
现在反对被告人、嫌疑人对同案口供和证人证言，即对言词证据有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担心翻供和串供。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第一，证据固定了，侦查已经终结了。第二，究竟是以审判为中心还是以侦查为中心？有些人到现在这个结还没有打开。那么，能不能翻供？翻供是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翻供就有问题，那么就是回到以侦查为中心。既然强调以审判为中心，那么翻供还是问题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案卷材料庭审之前是秘密，庭审之后才不是秘密的，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现在核心问题是，我给你质证权，但是我不给你准备时间。现在法院要求必须庭审前三五天把证据交上来，控辩双方不能搞突袭。但是，可以给被告人搞突袭，而且必须给被告人搞突袭，不搞突袭就不行。这个逻辑我认为站不住脚，既然让被告人质证，为什么不能够给人家充分的质证准备时间呢？指控人家犯罪还不让被指控者知悉指控的证据，这种逻辑岂不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背靠背的揭发检举”？可是那种做法恰恰是破坏法治的极端手段！
还有就是串供问题，担心律师帮助被告人串供。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第一，律师有律师的纪律，串供是要负责任的。第二，侦查人员照样存在串供问题，为什么偏偏只指向律师？不能以不该发生的情况为理由，来剥夺被告人知悉案件材料的权利。
注：田文昌律师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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