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5日，常伯阳和黄汉中律师与余文生妻子许艳母子一起到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法制大队，要求会见余文生，法制大队陈大队长姚警官答复48小时后给通知；律师又要求见案件承办人，答复是国保大队负责，但拒不告知承办人及联系方式，只说等通知；许艳提出要求告知余文生监视居住的地点，给余文生存点生活费，徐州铜山警方拒不告知，并说没必要存东西。
有人士分析，余文生目前可能仍被关押在北京或北京附近。
据了解，常伯阳和黄汉中两位律师和许艳母子是于2月4日晚先后抵达徐州机场的，汇合后一起搭乘出租车前往预定酒店。据许女士讲，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发现一直有两辆私家车跟踪，对方车速一直与出租车快慢同步。途中，出租车司机曾成功甩掉跟踪车辆，但他们一行抵达酒店时，发现其中一辆跟踪车辆亦到达酒店。
许艳说：“余律师是北京人，我是江苏省宿迁市人，为什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余律师指定监视居住在江苏省徐州市呢？很多人不理解。我不清楚法律规定应该是如何。”
“徐州，是余律师每次去我家的必经之路，我和他结婚都15年了，就按每年一次算，我们至少在徐州经过了15次，何况不止每年一次，这里留下了我们很多的经历与故事。”许艳说，到达徐州时，自己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另据“关注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关注组织（RSDL Monitor）”网站2018年2月4日通报，他们就中国律师余文生的情况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提交了书信。
常伯阳律师：余文生案办案手记一
余文生，北京律师，曾因代理官方所谓的敏感案件且对官方的关怀拒不领情而遭遇不能正常执业的困扰，2018年元旦过后，正在申请办理律师事务所的余文生被北京市司法局以超过六个月没有找到执业单位为由被注销律师证。201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九大二中全会讨论关于修宪的问题（修宪解决监察委及监察法合宪性问题），余文生律师向参会的成员发出了一封《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公开信。19日余文生在送孩子上学途中被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民警抓捕，20日警方发布消息称余文生因涉嫌防害公务罪被刑事拘留，羁押于石景山看守所。之后，余文生妻子聘请的律师黄沧汉中律师、马卫律师等到石景山看守所要求会见被推诿。2018年1月27日余文生妻子接到徐州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书，此通知书落款为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徐州警方给出的解释是他们是接受指定管辖负责余文生案子的，具体接受哪级公安机关的指定不详。
余文生被指定徐州监视居住后，余文生妻子许艳打电话希望我做余文生的辩护人为余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我立即就答应了，原因不仅仅是徐州离郑州近，方便，更重要的是，我是余律师的朋友，朋友有难，理当鼎力相助。2月4日上午我先期到达徐州，许艳带着13岁的儿子晚上7点半到达，许艳要求我到徐州机场接她母子两人，在机场接到母子两人乘车去宾馆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发现了问题，有两辆车一直跟踪我们。后来，虽然出租车司机摆脱了跟踪，可到达宾馆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一辆车，这种行径非常无聊，但还是让许艳母子非常紧张。
今天，2018年2月5日，我、黄汉中律师、许艳三人一同来到远离徐州市区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门卫拦着我们，不让进到办公大楼，说如果找人，他们先打电话联系，后来他们联系了该局的法制大队，法制大队让门卫领我们到他们门口的信访接待室等待，没多久，法制大队的陈姓警官（后得知其是法制大队大队长）和一位姚姓警官接待了我们，他们收下了我们的委托手续，并询问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和要求，我和黄律师提出我们此行要解决二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安排会见余文生，第二，见到承办案件的承办人，让承办人向我们介绍案件情况。这两个警官答复，会见的事情他们48小时内会做出决定告知我们，第二个问题，他们就开始推诿，说他们只知道是国保大队办的，具体承办人是哪位，他们不知道，至于能不能见我们向我们介绍案件情况他们还要跟办保大队沟通，看他们愿不愿意见我们。我们提出要国保大队大队长的电话，我们自己询问承办人是谁，我们自己联系，他们拒不提供，只是说让我们等电话。许艳提出要求告知余文生监视居住的地点，给余文生存点生活费，这两个警官拒不告知，并说没必要存东西。后来，我和黄律师通过该局办公室的电话打听到了国保大队的电话，可惜拨打多次无人接听。看来此行的目的又要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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